第七届全国舞蹈比赛题材限定中的创新（二）

青藤

四、作为艺术创新的第一推动力，“关注现实”不仅突破了舞蹈创作“形式思维”的樊篱，而且跳出了舞蹈作品“形象雷同”的陷阱。

    在赛前的“答记者问”中，我曾经特别强调：“关注现实是艺术创新的第一推动力。”因为在舞台演艺的众多种类中，除话剧艺术外，都把对现实题材的表现视为表现的现实难题。舞台演艺表现现实的难点，在于历史积淀的表现程式一时难以整合现实生成的生活图景。舞蹈作为以远离日常生活形态的动态语言为表现手段的演艺样式更是如此。担任本届舞蹈比赛评委会主任的我国舞剧编导大师舒巧，赛后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以往总是批评舞蹈创作中从题材选择到形象塑造的雷同化现象，这次‘题材限定’的比赛反倒解决了‘雷同化’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舞蹈创作的雷同化，根源仍在于从舞种风格出发的“形式思维”。如前一阵有论者批评中国古典舞创作中的“怨妇情结”（指“怨妇”题材扎堆），其实这并非创作者有某种“情结”，而是其思维固化于某种“形式”。如舒巧先生所说，是因为我们古典舞的语言形式本来就多出于“怨妇”。中国舞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冯双白也认为，对现实题材的强调，使舞蹈创作从根本上跳出了“形象雷同”的陷阱，它使我们的舞蹈创新不是“形式翻新”，而是“形象更新”。

    五、部队舞蹈创作坚持“为兵服务”，他们在对军旅生活的关注和表现中，成为舞蹈创作关注现代的“排头兵”；他们的舞蹈作品在既往按舞种风格的比赛中也只好另立“当代舞”的门户。

    纵观第七届全国舞蹈比赛的战果，部队舞蹈是绝对的获奖大户。在单、双、三人舞组和群舞组，位列一等奖第一名的分别是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双人舞《士兵兄弟》和总政歌舞团的群舞《士兵与枪》，其他获群舞创作一等奖的还有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的《那年剪短发》。此外，第二炮兵文工团的双人舞《未了情》、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独舞《岛上的日子》、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群舞《较量》、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群舞《雷霆风暴》也获得了创作二等奖。在为部队舞蹈的获奖业绩弹冠相庆之时，也有资深舞蹈编导认为，与《父亲》、《中国妈妈》、《空巢的孩子》和《城市·家》相比，部队舞蹈的题材选择“现代”倒也“现代”，只是视角偏窄，情调偏单，语汇偏薄……也就是说，当我们摆脱古典舞、民间舞等舞种风格所制约的“形式思维”之时，我们要警惕另外一些日常劳作或操演动作成为“新思维”的语言要素。在当下，军旅生活动作的芭蕾化和芭蕾艺术动作的军旅化正成为军旅舞蹈相对稳定的语言形态，如果再不拓宽关注现实的视角，我们就无法避免《士兵突击》、《较量》与既往《走、跑、跳》、《穿越》中“似曾相识”的“雷同”现象再度发生。

    六、“题材限定”并不限定观察题材的视角，也不限定表现题材的方法。强调现实题材并不意味着只能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在这次全国舞蹈比赛中，我其实很关注一个获得一等奖、但又迥然不同于其他一等奖获得者的群舞，这便是四川省歌舞剧院的《呼唤绿荫》。如果说，以既往按舞种风格比赛的视角来审度，本届比赛的绝大多数作品当属于所谓的“当代舞”。但细品《呼唤绿荫》，似乎也可在既往“民间舞”的领地中驰骋。这其实意味着，只要让舞种风格的形式要素服从于题材的表现并强化着题材的表现，我们对“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限定，并不会使沉淀为“纯然形式”的风格化舞蹈语言完全无用“舞”之地，《呼唤绿荫》以象征手法关注现实便是成功的一例。其实，我曾批评过的“借演员肢体柔韧性来舞‘竹’弄‘梅’的作品”，其演员孙锐在荣获一等奖的独舞《长河吟》中，也并非靠既往风格化舞蹈语言的扬弃来启动新思维、塑造新形象人物，其中也不乏用古典舞语言去塑造新题材形象的“生花妙笔”。还有双人舞《未了情》，其间双人之间的引领、追随、召唤、呼应，也体现出双人编舞技法极强的形式特征。但作品中编舞技法成为内容表现和形象塑造的必要手段，使之也获得了较高等级的奖项。事实上，无论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关注现实，还是以其他方法来关注，都使得本届舞蹈比赛在题材限定中引导着形态创新。通过本届比赛涌现的优秀作品，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一、我们的舞蹈创作，只有更密切地关注现实，才会被现实密切地关注。二、关注现实是艺术创新的第一推动力。艺术家只有在解决表现现实的难题时，才会实现有意义的创新。三、关注现实并真切、深刻地表现现实，是舞蹈创作摆脱“形式思维”并从而摆脱“雷同化”现象的好办法，它使我们的舞蹈从一般意义上的“编导”，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