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现代舞（2） 曹诚渊

青藤

1994年，北京一位充满前卫色彩的舞蹈家横空出世。文慧本来任职编导于东方歌舞团，却在这一年与她的录像艺术家丈夫吴文光创立了生活舞蹈工作室，目的是把舞蹈从舞台上的唯美性质还原为真实生活的一面。她积极地跟许多非舞蹈门类艺术家们合作，甚至邀请没有学过舞蹈的普通老百姓，参与舞台上或户外表演空间里的演出。文慧和她的生活舞蹈工作室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舞蹈界里充满概念化的另类存在，也填补了中国现代舞太过于讲究专业动作技术之外的那一片空白。
     1995年，北京舞蹈学院的第一批编导系现代舞专业学生毕业，北京市政府为了安排这批毕业生的工作，特别在北京市歌舞团麾下，设立北京现代舞团，并邀请当时因变性手术而引起社会轰动的舞蹈家金星作为艺术总监。当时的北京现代舞团除了舞蹈学院毕业的一批学生有正式国家编制外，其他包括艺术总监在内，都以合约聘用形式工作。现代舞团的一切支出必须自负盈亏，还要每年上缴一定的金额给市歌舞团，作为使用场地和演出证的费用。虽然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舞团在金星的带领下，以专门演出金星的作品获取媒体和观众的极度关注，也得到好评如潮，成为首都现代舞的一道奇特风景线。
    1997年，头等大事自然是香港回归祖国。城市当代舞蹈团也正式从一个展现殖民地特色，也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特色的一个舞团，转变为「立足香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中国现代舞团，具体展现出来的，便是越来越多内地舞者参与进舞团的创作里。尤其是邢亮于1998年投身城市当代舞蹈团，并于2002年担任驻团艺术家，把他充满中国古典气质的独特个人风格带进舞团的作品里，使香港和中国的现代舞不再只是单向影响，而有了双向交流的现象。
    1997年回归的另一个现象，是香港并不全然像内地群众所想象的那么喜气洋洋，反而更多是人们对民主前途的怀疑，和对艺术自由的忧虑。这种不安和躁动，也成就了香港现代舞发展的第二个春天来临。许多香港舞蹈家们加紧以舞蹈阐述自己对过去的缅怀，对回归的忐忑，和对未来的无可名状的茫然。新一批艺术家和他们的独立舞蹈团体登场：叶步鸣和郑楚娟的方舟舞蹈剧场、陈敏儿和杨惠美的双妹唛、方俊权的零零合、王荣禄的不加锁舞踊馆、杨春江的身体剧场等或以嘻笑，或以怒骂，或以荒诞的手法展现对社会和时代的不同观点，让香港在回归前后的创作风气，保持不衰，更上层楼。
    1998年，就在整个中国现代舞蹈事业全面开花之际，不和谐音旋踵而至，大陆的南（广州）北（北京）两地的现代舞团都发生事故。金星和北京现代舞团的演职员当年因为总监工作风格问题大吵一顿，愤然离开舞团，而我也因为不满广东实验现代舞团的行政夹持艺术部门工作，挂冠而去。
    不过在过于平稳的生活中，震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金星离开北京后，立刻以她的人气关系和艺术上的魅力，进驻上海这一片号称时尚，却老跟现代舞文化擦肩而过的大都市。1998年，上海终于迎来了第一个专业现代舞团。金星现代舞团特别强调它是一个私人舞蹈团，意思是由金星独创，集编、导、演于一身，雇佣了十余位舞蹈演员，专门献演金星编排的节目，也因此受到国内和国际舞蹈界的重视。对中国的舞蹈界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此上海能够在中国现代舞的版图上，跟广州、北京鼎足而三。
    1999年，我接受了北京现代舞团团长张长城的邀请，成为北京现代舞团的艺术总监。在接管北京现代舞团之初，感到舞团的行政紊乱，演员的纪律不佳，很多演员因为晚上另有活动，甚至不愿意在早上起来练功。我首先从广东请来李捍忠担任执行艺术总监的职务，负责管理艺术培训和创作方面的工作，又从新物色人才，在两年内更换了整套演员班子，舞团的成绩才渐上轨道。第三年便开始接受国外的演出邀请，为北京现代舞团在国内和国外的名声，打下坚实基础，并使中国首都的现代舞旗帜更加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