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泉映月》：芭蕾体融合民族魂

蒂芬妮

《二泉映月》：芭蕾体融合民族魂

    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的芭蕾舞剧《二泉映月》，被誉为中国芭蕾舞剧里程碑式的作品。幽咽婉转、如泣如诉的中国经典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经过辽宁芭蕾舞团的倾情演绎，不仅完成了从听觉艺术向视觉艺术的巧妙转换，而且推进了芭蕾中国学派前进的步伐。辽宁芭蕾舞团用“足尖上的舞蹈”演绎一支传吟已久的中华名曲，令人关注；而中国芭蕾舞剧《二泉映月》从一曲凄美的二胡独奏启程，营造出一部凝重的“芭蕾交响”，则令人称奇。

    将西方芭蕾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一直是中国舞蹈界的一道课题。芭蕾舞剧《二泉映月》无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芭蕾是在欧洲各地民间舞蹈的基础上，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加工、丰富、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严格规范和结构形式的欧洲传统舞蹈艺术。芭蕾虽是世界性艺术，但在不同国家又显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于是才产生了法国学派、丹麦学派、俄罗斯学派……在芭蕾这种浸透着西方审美观念的艺术中，中国芭蕾舞剧创作的难点在于风格的“民族化”与结构的“戏剧性”。

    芭蕾舞剧《二泉映月》在实现风格的民族化与结构的戏剧性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二泉映月》的创作初衷就是要突出芭蕾的民族化，传达中国文化特质。芭蕾舞剧风格的“民族化”主要表现为芭蕾程式化的动态语言与民族文化内核的合理整合，从题材选择、风格构成到氛围营造、文化特质都体现出“芭蕾体、民族魂”的艺术特征。

    《二泉映月》除了将芭蕾舞程式美与中国舞韵律美巧妙融合外，还营造出了充满诗情画意的典型的中国文化氛围。严格说来，芭蕾程式的开、绷、直与中国舞的含、曲、拧是“飞向天空”与“拥抱大地”的两种相反力量的舞蹈形态。因此二者融合的难度可想而知。从编舞上来看，《二泉映月》中民族民间舞蹈语汇的运用与芭蕾的程式化规范并行不悖。

    足尖仍然是立着的，但演员上身与手的演绎可以更多地融入中国民族舞蹈的语汇。只有把民族风格、气质、文化内涵与芭蕾固有的程式美结合起来，才能使舞剧产生动人心魄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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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剧的“戏剧性”构成，一直被认为是创作一部优秀舞剧的关键点；“戏剧性”同时也是中国观众欣赏舞台艺术的看点之一。有人认为，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舞剧与五六十年代舞剧的不同之处在于，舞剧的线性结构转向了块状构成。“块状构成”在回归“舞蹈本体”的同时，不得不淡化舞剧的“戏剧性”。就结构而言，舞剧《二泉映月》可称为“线性结构的块状表现”：从第一幕的《翠竹掩月》到第四幕的《黄泉沉月》，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人物命运变化线索，使得舞剧的“戏剧性”层层推进。

    舞剧《二泉映月》的悲剧之美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其戏剧性主要表现在音乐家追求光明与封建势力逞恶；爱情的绵绵不绝与相爱的人生离死别这两对戏剧矛盾上。作为一种“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舞剧《二泉映月》的编导虚构了泉哥与月儿的悲剧人生，在对这种悲剧人生的揭示中，细腻地塑造出泉哥坚强不屈的品格以及“弦可断，膝不弯”的民族精神。

    最后，再回到舞剧《二泉映月》的音乐上来。有评论认为，该剧的成功得益于音乐的选材。音乐是舞剧的灵魂，所有古典芭蕾的经典之作，无一例外都有与之相辉映的优秀乐曲与杰出音乐大师作支撑。比如：柴可夫斯基与《天鹅湖》；门德尔松与《仲夏夜之梦》；普罗科菲耶夫与《罗密欧与朱丽叶》。

    舞剧《二泉映月》以同名二胡曲作为整部舞剧剧情与人物命运发展的依托，无疑是明智之举。民间艺人、胡琴演奏家华彦君先生创作的《二泉映月》在我国家喻户晓，是享有极高美誉度的二胡名曲。它优美的旋律、东方式的美感以及深厚的意蕴，使之具有超越民族与国界的音乐品格与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采用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作为舞剧的音乐载体，使得这部舞剧既为国内观众喜爱，又有了走向世界的可能。

    辽宁芭蕾舞团创作排演的舞剧《二泉映月》历时近10年，经过数十次修改，仍在进行精益求精的锤炼。舞剧《二泉映月》带给我们的启示很多。从《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开始，我国芭蕾艺术家就有着建立中国芭蕾学派的理想。

    《二泉映月》告诉我们，中国芭蕾学派的建立，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必须坚持原创题材选择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有取材于中国文化资源，才能够更好地表达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品位。只有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语言与学派，中国芭蕾艺术在国内外才会拥有更广泛的观众以及更广阔的市场。